考“句芒”
在汉之前，关于句芒的记载主要有如下一些：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尚书大传·鸿范》：“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扶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郑穆公……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1]
《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丘树木之野，大皞 、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大皞 ，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则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元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安，司命易而民不夭，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为王。”袁珂先生认为，此“人面鸟神”之神，当即句芒。
《世本·作篇》：“句芒作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句芒神作出如下的概括：
句芒，又名“重”。是东方之神。木神。治春之神。辅佐木帝太皞管理着东夷那一片一万二千里的土地。他人面、方相、鸟身、素服。曾帮助夏禹征服四方，使民不饥、国家实、民不夭。
句芒神崇拜起于何时，我们还不得而知。《山海经》专家喻中权将句芒的踪迹追寻到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
著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有一字（图5）在两个遗址三件器物上重出，表示它已经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了，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已有学者指出，此符号为一载日之火鸟落于扶桑之上。扶桑者，扶木也，而据《尚书大传》，至日出扶木之野者，正是“句芒”神。则句芒者本为鸟形象。[2]
（图5）
（图6、图7）
喻权中进一步认为：在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另一件器物上出现的、用朱彩绘制的图像（图6）便是句芒的名“重”[3]⑻的图像文字。它与金文（图7）相差无几。金文“重”从人、从东，犹言“东方之人”，也就是“东方之神”。可见，句芒神在远古时期，曾具有相当显赫的地位。
由于周武灭商，玄鸟崇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由于王朝的更替、版图的分合，句芒神的地位也逐渐下降，然而，并没有完全消失隐没，直至当代，在偏远的乡野中，句芒神的身影依然还在祭祀活动中存在。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线索去寻踪：
周《礼记·月令》：“孟春三月……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仲春之月，……玄鸟至。至元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韣”，即为弓套。在周代，句芒神仍辅佐木帝治理着阳春三月；周天子的迎春祭礼，紧紧地围绕着农业丰产祭祀进行；在祭礼中，嫔妃以弓箭插入弓套之中并授于句芒之前，这是一种具有浓烈的性巫术意味的祭式：炎黄时代的丰产祭仪“葛天氏之乐”的《总禽兽之极》──性狂欢，到周代帝王前已雅化为“授弓矢”，其目的同样在于祈求丰收；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与玄鸟有关的春之神，在周代已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有了句芒与高禖之分；句芒分管着农业丰产，而高禖开始负责人类自身的 丰产；至汉代，高禖神逐渐女性化，成为了一位女神。
《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青帻，立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祭祀志》云：“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到汉代，天子朝不再是“躬耕帝藉”，而只是“施土牛耕人”，以虚代实；另一方面，《青阳》《云翘》入祭祀，祭祀仪礼的歌舞化更为规整、更为浓郁了。
在唐代，又有一次恢复周礼的过程。《新唐书·礼乐志》云：“藉田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贞观三年，太宗将亲耕，给事中孔颖达议曰：‘《礼》，天子藉田南郊，诸侯东郊。晋武帝犹东南，今帝社乃东坛，未合于古。’太宗曰：‘《书》称：平秩东作，而青辂、黛耜，顺春气也。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乃耕于东郊。”在隋唐之际，祭祀的传统或有间断，因此才出现了唐初君臣之间的争议；至唐玄宗时，传统的变迁还时有发生。如《新唐书·礼乐志》云：“开元十九年，帝停稷，而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帝）亲祀神农于东郊，配以句芒，遂躬耕尽垅止。”句芒神又一次出现在天子的祭坛上。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吴自牧《梦粱录·祠祭》云：“藉田先农坛，在玉津园南，祀神农氏，配以后稷氏，以岁时祀之。高禖堂，在郊坛东。坛祭，设青帝位于坛上，南向；配伏羲帝、高辛帝于西，向北；又设从祀简狄、姜嫄位于坛下卯陛南西，向北。每岁春分日，遣官致祭毕，收彻二从祀、馔弓韣、弓矢入禁中，后妃以次行礼。”简狄为商人之祖，吞玄鸟卵而生殷契；姜嫄为周人之祖，践巨人迹而感生后稷，在宋代她们只是高禖神的“从祀”对象，可见在宋人眼中，简、姜均不是高禖神。从上述内容还可看出，宋王朝天子，不再亲往东郊，而后妃们也只在宫中对弓套弓箭行礼了。句芒已化为高禖，作为青帝而处于伏羲之上。
至明代，句芒神在皇家又有一次失而复得的遭遇，《明史（卷四九）·高禖》云：“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时扬请祠高禖，以祈圣嗣，礼官复以闻。帝曰：‘高禖虽古礼，今难实行。’遂寝其议。已而定祀高禖礼。设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台上，皇天上帝南向，骍犊，苍壁，献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高在坛下，西向，牲数如之礼三献。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陈弓矢、弓韣如后妃嫔之数。祭毕，女官导后妃嫔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嫔，后妃嫔受而纳于弓韣。”嘉靖皇帝在恢复周礼之时虽有所犹豫，但毕竟社稷事大，天意不可违，终究还是带领后妃嫔们在句芒神面前施以了象征增殖的纳韣仪礼。
民间另有一番景象。嘉靖《建阳县志》云：是邑，“正官率僚属迎春春日清晨，鞭春碎土牛，民争拾之，以为得春。”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述更详：立春之前数日，在官府的带领下，扎句芒神亭，“取土水木于岁德之方”塑成春牛，于立春前一日前往府城东郊，祭天地、春牛、句芒；然后以一人扮“春官”为导，后随装扮成渔、樵、耕、读各色人，绕城一周，将句芒、春牛抬入官府衙署。民间的祭祀，突出了其中的游傩，使之更增添了节庆色彩。
清王朝虽是满人统治，但对汉人的传统也十分尊重，这从京城顺天府的祭仪中也可以看到：“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将芒神、土牛陈于彩棚。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普、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
在广大城乡，句芒神一方面是祭祀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渐渐成为了祭祀仪典中的主角。光绪《兴宁县志》所记迎春祭祀中，人们“以句芒神鞋占寒燠晴雨，以其鞭占桑麻。”“鞭”，在这里也有性的象征意味。
至近代，在民间年画中，句芒神成为了一位放牛的幼童，其名字也有了新的变化——芒童。而在民间的祭祀表演中，句芒依然是一位执鞭策牛的种田汉。《长沙县志》载：“岁前立春，芒神执策当牛肩；元旦后立春，当牛腹；上元后立春，当牛膝，示农事早晚。”根据立春的不同时节鞭打春牛的不同部位，是作为“赶牛人”句芒的职责。句芒，已与凡人无所区别。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更替，迎春祭祀活动不再为官府所操办。在乡间，农民们为祈求丰收，迎春祭祀活动累有发生，而句芒神却被祭祀者们淡忘了。比如，湘西土家人的“跳马”祭仪中，装扮成牛的人反披皮褂，“赶牛人”倒披蓑衣。人们只知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装扮，但已经不清楚，这个“赶牛人”是谁？为什么蓑衣非要倒背不可？其实，此“赶牛人”就是句芒，句芒“鸟身人面”，反披皮褂者为“牛”，倒背蓑衣者便是“鸟”了。
另一则材料也表明了传统的失落：
广西融水县苗族的芒蒿舞，芒蒿由脸上戴着用木板雕成怪样的假面具，身上用稻草灰涂得乌黑的舞者扮演。在神话传说中，芒蒿是保护神和生育神。跳芒蒿舞的目的，一方面是祈求消灾免难，举寨平安；另一方面是祈求多子多孙、民族繁衍，故有芒蒿追逐妇女作的象征动作。[4]
这里的“芒蒿”，应为句芒。这是由于它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两字音序发生了倒错，使“句（gou）芒”变成了“芒蒿”。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苗族并无“芒蒿”神；而融水苗族所祭祀的神，具有句芒神所有最主要的特征：玄色、消灾除难、人类增殖、农业丰产的神性。
通过考察自古以来对春神的祭祀仪礼，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归纳和小结：
第一，这是一条绵亘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长链。、民族的兴亡、经济的荣衰而有所迁移和变异，但仍然生生不息而主题未变。在对傩及傩文化的研究中，应多注意句芒这位大神；过分关注“方相氏”和“驱除疫鬼”，会使傩的研究进入一个狭窄的天地。
第二，对句芒神的祭祀活动与春天密切相关，与农业丰产的祭祀休戚与共，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生存必需所决定。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人们对季节的概念只有春与秋两季。春与秋、生与死、阳与阴等等，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自然法则。因此，春天的祭祀是人类祭祀活动中最重要、最活跃、最为主体的活动。春祭秋报，秋天的祭礼是春天祭礼的再制；夏天的祭礼与冬天的祭礼同样也是春天祭礼的延伸。人类一切祭祀仪礼的原型，都来自春天的祭祀仪式。
第三，句芒神既是一位丰产之神，又是一位生殖之神。这从我们已经引述过的不少祭祀内容中可以看到，也能从句芒神的原型——“鸟”中可以看到。“鸟”，具有内涵十分丰富的性的象征意味，这一点，许多学者已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多方面作过说明。
第四，上述对句芒神的祭祀活动，也是傩学界公认的一些关于傩文化的活动。由于前面已经指出句芒神就是一位最早的傩神，那么，傩的本义，首先应该是一种关于农业丰产以及人类自身增殖的祭祀活动。它包括春祭秋报式的丰产祭祀仪礼，也包括为人类自己的平安所进行的祭祀鬼神活动。
第五，而在农业生产祭祀之前，人类的狩猎巫仪也同样存在，人类驱除邪鬼、排解危难、获得丰厚食物的仪式业已存在。
那么我们回到“傩”字的本义：“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傩”，在汉字中又写作“难”。它是“苦难”、“灾难”的“难”（nàn），又是 “难产”、“难事”的“难”（nán）。傩，就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祈求平安、丰收丰产而“发明”的一种巫术祭祀仪式。它包括的人类的狩猎巫仪和农业以及人类自身丰产的巫仪。
这些巫术仪式，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陆续谈及。
[1]这段文字我们的标点不同。《墨子·明鬼下》中的一段，一般的标点是：“……鸟身素面，三绝面，状方正。”其中“三绝面”不好理解，“状方正”语意不明。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是：“……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在这里，“面状方正”，也就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说的“方面素服”的“方面”。同样，周以及周代之后傩祭中常常出现的“方相氏”，也许它的原型就是玄鸟，也就是燕子了。“素服三绝”，就是“素服三截”之意。
“衣服按上、下身分别穿戴是比较晚的，而背心、袖子和套裤出现较早。东北不少少数民族都流行套裤、套袖。当人们将套袖和背心、套裤和遮羞布缝合起来，就出现了上衣和下衣。”（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45页 文物出版社1983）背心、套袖、套裤，正是三截。这，在民俗活动中也能找到证据——被称为原始文化“活化石”的湘西土家族“毛古斯”，其服饰也呈现出这种结构：“结草为服是‘毛古斯’最醒目的外部特征。每个演员身上需扎五块茅草或稻草编织的‘毛衣’。……那五块茅草，一块围腰，遮住下部；一块围胸，带遮背肩；两块扎于两臂；另一块则扎成头套，将整个脸遮住。”（张子伟编《湘西傩文化之谜》第195页 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除去头套，腰一块、胸一块、臂两块，也是三截。
历史悠久的蓑衣，也是三截。《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说明这种服饰较为原始。蓑衣为肩一块、胸一块、腰一块，湖南农民亦称“三截蓑衣”。蓑衣，曾频繁地出现于迎春祭祀的活动的主要节目《鞭春牛》之中：“春牛耕田，装牛的（一人或两人）皮褂子反披着，用枇杷叶作牛耳，用稻草扎两只牛角，在前面爬行，摇头摆尾装成拉犁状，另一农户戴着斗篷蓑衣，掌着木犁（去掉铧口），手拿竹鞭驱牛耕田，喝骂之声不绝于耳。”（《湘西傩文化之谜》第15页），在这一节目中，农户总是倒背蓑衣。这位农户，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神句芒。因为在这一节目中，句芒同样也是“鸟身人面”，这里，反披皮褂者为“牛”，那么，倒背蓑衣者就是“鸟”了。
[2]喻中权《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第523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句芒名“重”，“重”在一些古老方言（如益阳方言）中读nēng，近“能”音。“能”，日本学者认为即“傩”。“重”之古音是否近“傩”，待考。
[4]《民族艺术》（广西）1990年第１期第95页
来源：蛮野寻根
总策划丨覃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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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丨覃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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