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性音乐与终结性概念

⬆ 点击蓝字关注公众号

当我们谈到音调时，我们指的是任何围绕着一个“主音”为核心的这类音乐。从狭义上说，当在主音和所有其他大调或小调之间建立层次关系时，我们说的就是调性音乐。

在欧洲，调性音乐出现在1600年初，确切地说是吉索菲奥·扎里诺(Gioseffo Zarlino)引入了音调原理，并在十六世纪中期形成和弦理论（扎里诺声明音乐首先是一种认识）。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音乐声音和声音量化的科学。音乐被定义为是基于算术的精确科学，音乐与作者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酝酿完全一致。在1571年的和声(物理学中的“谐波”)演示中，扎里诺回顾了爱奥尼亚模式中C调的数量，从而以大调和小调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系统。，其频率是一个基础音的倍数，称为基音)。

吉索菲奥·扎里诺(Gioseffo Zarlino)引入了音调原理

调性系统的使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当时的调性音乐进入了古典音乐的危机，而在流行音乐和轻音乐中依然至今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是有“调”的，包括非西方文化。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调性的演变开始越来越趋向多音调和无调性。这些新理论（以及他们各自的音乐实践，如十二音阶）旨在打破调性所施加的声音层次，跨越大调和小调两种模式的局限性。特别是，音调系统首先受到理查德·华格纳和弗朗兹·李斯特的质疑，并规定了阿诺德-肖恩伯格的十二音阶和无调性。但是，传统和流行音乐以及二十世纪大量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比如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或奥托里诺·雷斯庇基）和受民俗启发的民族学校（尤其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直到现代仍然继续使用常规音调的表现手法。

左上：理查德·华格纳（Richard Wagner）

右上：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

左下：奥托里诺·雷斯庇基（Ottorino Respighi）

右下：伊戈·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实际上，这个系统只是以两种类型的音阶为依据：大调和小调模式的音阶，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音乐特点和表现力，并增强音阶音符之间的多重和弦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线性和弦关系网，旋律利用每一个音符所提供的张力和饱和度，同时也与和弦营造气氛的张力或饱和度，即通过它下面和弦的重奏相互作用。

主调的第一个音符之外所有其他的音都是在整个大调（或爱奥尼亚式音阶）上形成。因此主音比其他音更重要，也是一个作品在休止时的“关键“音。

主调系统是闭合的，并在音乐的音阶中表现出来（根据音阶，我们指的是一连串不发生跳跃的八个音，从开始到结束相同的音重奏（1到7），加上第一个音的“孪生”音，被称为八度音。音阶可以上升，音符从低到高，下降，音符从高到低。它可以从七个音符中的任意一个开始形成，以起始音符作为音调的名称，它也是到达音）。

和弦形成的和声（谐波）规则（最少三个音，三和弦）适用于由此形成音阶的每一个音。具体关系我们要看我们创造的旋律关系与和声关系，以及主调周围声音之间的影响：根音（或音阶的第一个音），表示一种关系的主旨，最高位置（或音阶的第五个音），它表达了一种关系的张力，次属音（或音阶的第四个音）。因此在I、IV和V这个排列中，明确地建立起音调（以及表示混合的节拍）。

相比前一种（前调性或情景音乐）和随后的（后调性、半音阶、无调性和序列音乐），调性音乐的主要特征是它通过韵律的昂扬顿挫有力地推动着问题的解决。调性音乐能够营造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时间场；它与现代的历史观和人类的进步观并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音调的优势是允许音乐语言扩展，这在以前的历史中是未知的。考虑到当今绝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来自普通剧目的一部分，所以它们都属于这一类型。

目的论（来自希腊语τέλος「télos」，结果和目的，λόγος「lógos」，说话和思想）是一种哲学的终结论，它承认终结的因果关系，不仅仅在于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理性人的共同自愿活动，而且也在于那些为了最终达到目的，非自愿和无意识的活动。因此终结既是全世界组织的最终目的，也是个体事件的最终目的。

“终结论”一词似乎可以追溯到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他在的《哲学理性主义逻辑》（1728年）中使用它，与“解释事物目的的自然哲学那一部分”有关。

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

即便没有这个术语，终结性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与自然哲学家的决定论哲学相反，“终结论”指的是两个命题：1）世界是以最终的一个结果为目的组织起来的；2）世界的每一个事件的解释都在导向事件走向终点。

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证词，第一位认为终结因果关系的古代思想家是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他谈到理性(Nous，见新柏拉图主义)是一个有序的实体(智力)时说，“所有独立和不同的事物都属于它们，它们都存在于自身之中......并把它们置于井然的秩序之中。”

阿那克萨哥拉; 雅典国立大学柱廊壁画的一部分。

柏拉图为阿那克萨哥拉原则的结果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即智慧是世界的有序性的结果，它支配着每一件事物，并以“最好或最优秀的方式”指引着所有的现实（也可以阅读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但在古代和近代形而上学中，使终结论盛行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终结论的两个命题是阿那克萨哥拉形而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终结而存在。”用同一物质“或事物的存在或原因”来确定它的终结。另一方面，他认为宇宙服从于一个单一的结果，即上帝本身，宇宙本身的秩序和运动取决于此。

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为终结的因果关系进行辩护，他认为“必然性”指的是事物的最佳结果，但根据恩培多克利斯的学说，有时它们是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意外结果。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这不是解释自然的例子，因为终结论也适用于无机物世界，如果不受到阻碍，任何事物都会走向它的“自然之地”。

事实上，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目的是事物的形式或选择，而目的的确定就是事物自身的因果解释。

原文为意大利语

英文翻译：乔治·斯坦科夫

编译 | 马克兔文